贾康微博|贾康称从供给管理分析认识基本国情 应对环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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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供给2014年宏观经济形式嫉妒分析暨两会热点问题研讨会今天在北京举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会上做主题为《从我国基本国情看“半壁压强型”环境压力与针对性能源、环境战略策略——供给管理得重大课题》。贾康认为，供给管理就是要有针对性的掌握好一系列的供给端发力的，难度比需求管理更高。  

贾康称，像雾霾这样的环境危机因素，不能排除行政手段，但是行政手段一再强调关停并转，发挥效应的范围是相当有限。  

“中国现在的市场主体统计下来高达六千万以上，海量的市场主体哪些应该关？应该停？应该并？应该转？政府有没有这个本事。”贾康称，政府用行政手段来操作，作为关停并转的主体，但是辖区相对有效的管理范围有限，无法触及99.9%以上的市场主体，政府没有这个本事去做。  

他认为，必须面对从胡焕庸线下的基本国情，要以非常之策破解非常之局。我们认为在全面改革的部署之下，抓住创新，密切联系实际，以供给角度新的认识，有理论的引领，我们是有可能应对好中国“三重叠加”式能源、环境挑战，来推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以下为贾康演讲实录：  

贾康：谢谢洪行长。大家好。借这个机会我先做一个简要的发言，主题是结合着对基本国情的一个特定认识角度，谈一谈怎么样有针对性形成适合我们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环境战略策略。  

从去年到今年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雾霾事件带来的冲击来看，我们特别需要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上深刻的研究认识怎么样更有效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化解环境资源矛盾凸显对我们形成的明显制约。  

屡次出现的雾霾，打击了大半个中国，我们说得直率一点，雾霾之后还有民怨沸腾的特点，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我们看到一系列的针对性举措，社会方方面面也都在这方面提出了各自的一些认识和建设性的看法，我们作为研究者在这一段时间里注意到有一个特定的角度值得进一步开掘，就是所谓“胡焕庸线”对于基本国情的一种刻画。前一段时间在这个角度上，我和苏京春博士试图形成一个初稿，篇幅还比较长，今天先用20分钟的时间来勾画一下我们现在形成的初步认识框架。  

我们形成文稿的题目是《胡焕庸线：从我国基本国情看“半壁压强型”环境压力与针对性能源、环境战略策略——供给管理的重大课题》。我们也是在“新供给”学术研究密切联系实际的取向下，感觉这个角度的开掘绝对不是简单的找到一个概念，而是这个概念给我们实质性意义的启发。以胡焕庸线的概念为起点，我们现在形成的认识有这么几个层次。  

首先形成一个大的认识思路，二是形成一个框图的设计之后展开对基本国情提炼三重叠加的“半壁压强型”表述，这种表述提炼出来以后，它有实证研究支撑、结合学理、形成鲜明认识、独具特色和研究性质。三是探讨优化中国能源、环境战略必须把握的特殊针对性。四是从供给管理角度来分析认识基本国情和我们现在研讨的“新供给”趋向下的理论创新发展的天然联系，以及这种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取向上我们应该把握好怎么样形成建设性要点。五是从供给端发力的路径及对策重点，最后试图给出一个强化读者印象的小结。  

我们简要看一下胡焕庸线的表述。基本国情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经有这个概念成立，胡焕庸教授在研究中发现把黑龙江瑷珲和云南腾冲两点连在一起以后，这条直线可以形成它的两边，一个是西北方向，一个是东南方向，这样一种国土和人口之间的鲜明对比。大概45度角的胡焕庸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的64%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二者之间人口密度之比高达42.6：1，这是当时的数据。  

2010年前后的数据，发现这个比重的变化很小，多少轮的西部开发包括传统体制下的支边和西部大开发，2010年前后中国人口仍然有94%左右是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国土情况有稍微的变化。胡焕庸线中部主轴不仅划分出极为悬殊的人口密度，同时也可为认识我国绝大多数社会居民所面临的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随着能源耗费、资源使用、伴生而来的空气、水流环境等等方面的特殊性，自然而然必须先从实证角度深化认识基本国情。我们把胡焕庸线可以揭示的基本国情作为一个起点，实际上它覆盖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发展空间，我们试图以东南“半壁压强型”来说明格局上的特点。  

人口密度要取暖、供热、用电，资源的获取或使用在分布上有明显区别。我们不论从西部取得多少资源，真正到了为人服务的时候，现在仍然是接近95%的人口。我们东南半壁人口密度现在可以得到的主要经济体的排列里面，是从国际上有相对详实统计数据表明所排列的第11位一下跃升到世界第5位。  

我们的汽车密度按国土和人口平均下来相对是低的，但是按照东南半壁计算一下，实际我们的汽车密度已经和美国差不了多少。其他的指标都可以做类似的数据，来知道我们现实的资源环境制约是在什么样的数量级上。特定的胡焕庸线带来一个基本的环境资源耗费形成的压力或者说单位面积上压强，它伴随的是后面我们必须认识的中国这几十年进入起飞的特定的重化工业为主要的高速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现在有所调整，从高速变为次高速或者中高速，但是它的基本特征仍然存在，这个基本特征就是必须指出它仍然带有明显的外延型、粗放型。中国单位GDP伴随的资源能源消费，中国每一年在全球经济里面所耗用的钢材、水泥等等都可以看出这种粗放型。这样一来胡焕庸线“半壁压强型”从地理经济学角度形成的认识作为特定阶段的因素叠加上去之后，已经有了两重因素，进一步提升了现在资源环境方面压强实际挑战的严峻性。第三重叠加：胡焕庸线基本格局叠加了我们粗放型高速增长阶段的特定因素，又叠加上中国资源禀赋决定的以煤为主的基础能源格局，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具体的分析。  

第三重叠加之后必须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在我们讨论多年之后可以更鲜明和刻画到三重叠加之后的“半壁压强型”，有了这样一种认识可以更具体化，关于中国要保持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它面对挑战问题的特殊性。有了这种特殊性的认识，还要往下考虑怎么样应用于挑战，独特的针对性我们认为和我们特别注重供给角度的研究有天然联系，供给管理就是要有针对性的掌握好一系列的供给端发力的，难度比需求管理更高的区别对待，最后达到中国梦和伟大民族复兴，后来居上的赶超。

在这个框架之下，我简单再勾画一下我们研究中形成的基本表述和认识。实证量化考察“划线”与“不划线”的迥异，我前面已经提到了人口密度和汽车密度、能源空间密度。在以煤为主方面也做了具体的分析，实话实说，在前些年我已经注意到，中国所讨论的能源问题虽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但实际上看来看去起决定性作用的始终离不开“煤“字，经济学上都讲自然禀赋，中国的自然禀赋已经看得很清楚。  

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是接近60%，经过努力之后，这个依存度不再提高，它也不可能降低到多少。我们国内曾经屡次暴出在什么地方发现大油田，比如在新疆后来又说在华北，事后证明大的级别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现在在中国无法想象用原油提炼出来的柴油、汽油来进行电力的支撑。中国的电到现在总体来说80%左右是用煤发出的火电，除此之外，很少一点是原油发的电，比如说电网里的电被切断，有些小企业不得已启动自己的柴油发电机组，以更高的成本来维持，对它的生产经营来说达到不停产的状态，那种情况在能源供应里面是非常小的，是一个辅助因素。  

大家看水电，它的比例实际上是在下降，经济在发展，整个用电规模在上升，我们已经看不到还有什么大型水利工程在添加进来，有一些规划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阻碍。水电比重上不去，那核电如何？大家知道日本核电事故出现之后，管理部门已经明确宣布中国的核电不考虑在中部、西部出现，只是维持在沿海的一些建设，也很难设想核电还能再往上发展，它现在的比重已经低于3%。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电，比如这些年非常看中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光伏电池在一两年前得到的统计数据，我们自己生产出来清洁能源的光伏电池板98%以上只有出口一条道，这和我们的体制迟迟不能落在相关方面推进攻坚克难、配套改革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听说有所松动，但是可以预见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可能指望光电在中国的能源结构里面起挑大梁的作用，当然我们要积极发展它。几十年以后，它有可能比现在起的作用要大得多，我们还必须在这之前来观察，有没有可能如愿地在几年之内来理顺基础能源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的配套改革。还有风电，在财政给予绩效导向的支持之后，中国的风电在几年之内已经走在全世界第二位，但是非常遗憾，因为基数太低。高速增长之后，现在中国风电在整个供电领域是很小的零头，这就是我们面对的谁都离不开电力供应的中国基本格局，这个基本格局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胡焕庸线它后面跟着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而来的。在取暖方面我们也分析了种种原因造成取暖方面摆脱不了以煤为主的局面。发电取暖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和能源供应角度，都是以煤为主。  

我们回归到前面所说到三重叠加以后的主线上的调整，问题导向引出的供给侧挑战就是，面对基本国情的基本途径，排除一些不可选择的因素，比如自然禀赋因素，再考虑到可选择的各种因素里面有很多是慢变量，我们就必须更多的考虑怎么通盘地形成有效应对资源环境挑战的能源战略策略。突出的问题有三点：一是能源开发利用，中国缺乏顶层设计、通盘规划，这种情况排列出来以后，其实是很令人痛心的。几十年特别强调计划作用以后，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仍然在中国被评价为政府带有强势特征，但不论是传统体制时期还是到现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始终没能形成一个稍微看起来合格一点的、通盘的、有水准的能源在国土开发这个基础之上，能源开发利用的通盘的设计。二是没有像样顶层规划的同时，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性原因，带来了产能过剩和能源浪费，大量产能过剩和耗费，对于中国来说稀缺度和宝贵程度更高的可用资源，同时也是增加环境压力，增加雾霾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三是雾霾等环境威胁愈演愈烈，应对它在种种可考虑的能做的事情中间是不是应该特别地看中制度供给方面的相关问题的认识。  

我在这几年有一个反复强调的看法，像雾霾这样的环境危机因素，显然我们不能排除行政手段，但是行政手段一再强调关停并转，发挥效应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中国现在的市场主体统计下来高达六千万以上，海量的市场主体哪些应该关？应该停？应该并？应该转？政府有没有这个本事。政府用行政手段来操作，作为关停并转的主体，中央级有可操作的对象就是国资委下管的一百多家大企业，到了各个省、各个市，它自己辖区相对有效的管理范围就是几百家，全国加在一起充其量有十万家，除此之外99.9%以上的市场主体怎么关停并转？哪条技术路线应该是被抑制和淘汰的？政府没有这个本事去做。  

另外一种思路是特别强调的，法律应当严格起来，给出以法律为依托的准入。以法律手段为主，淘汰落后产能，一对一地去做甄别判断。在中国现实生活中，这种操作如果作为主打的形式，一定会有防不胜防的扭曲，就是公共权利执行过程中间回避不了人情因素、关系因素，实际扭曲的结果就是可能有一批卡住的未必是真正代表最落后生产力在那个时候应该淘汰的。而那时候应该被淘汰的，通过走关系，它就过关了。实际的结果看起来是依法的，面对中小企业有可操作性的准入，实际上会回归到大量的行政操作，会有事与愿违的不容易奏效的尴尬局面，还会产生一系列的负作用。  

所以我们认为面对这样一些现实挑战，必须回归到市场资源配置的这个基点上，考虑到通盘的，让经济手段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思路上来。经济手段发挥作用，就是让利益关系促使我们所有的市场主体能千方百计地节能降耗，在产业的传导过程中间，比价关系和价格的形成机制，可以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间一步步地推进中国经济升级版，抑制化解雾霾为代表的环境危机因素。在供给管理特定要求的概念之下，要做出一系列的展开讨论，比如我们在文本里面讨论的资源开发能源结构优化，需要中央政府通盘优化，顶层设计的供给，这是无可回避的。这种作用也不能够设想由企业和企业集团以“试错法”的方式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诉求，各个地方政府各自试错，也绝对不能真正解决中国这样一个特殊国情下时不我待的、科学发展的推进问题。一定要中央政府牵头，履行好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另外消除产能过剩在顶层规划之下，和深化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通过雾霾等等现实的刺激形成执行贯彻《决定》全面配套改革的推进，要把倒逼供电供暖、能源清洁化和重化工业、汽车产业等等技术供给和制度供给合在一起，在创新升级方面走出实际的步骤。  

我们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在文本中表述了从顶层规划到战略思维与策略要领再到政策倾斜的路径，也提出了一些对策重点。要结合三中全会《决定》现代国家治理高度注重聚焦于环保绿色低碳取向下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要按照这个取向走，必须如实地承认市场经济中总体资源配置决定性机制是市场本身，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就意味着政府在这里面发挥它更好的作用是要调动经济手段为主，而通过可持续的利益动机，让所有社会主体、企业和居民一起来推进节能降耗和总体的升级版打造的历史过程。在经济手段里面还包括类似于环境税收等等，很显然要攻坚克难、让实际发挥作用的税制改革。  

中国的政策性金融这个命题我们始终认为是不可回避的，虽然有一系列的争议，也有我们在前面20几年走得跌跌撞撞、迂回曲折的坎坷之路。但是我们现在认为，政策性金融体系、政策性金融服务这个命题无法回避，怎样在这里面避免“双轨”带来的社会寻租，合理的政策融资性机制至少在相当长一段的追赶和赶超的历史阶段上发挥它能发挥的作用，这是在对策重点里面不可能回避的命题。在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可以说得更响亮的破解过度垄断和攻坚克难这个命题，在三中全会总体文件公布之前，曾经有一种说法，在十八大报告里面似乎对于反垄断不提了，那是不是代表着当时决策层的一个判断？这不是改革里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到了60条全部公布之后，会看得很清楚，它非常清晰地提出了全民改革范围内化解过度垄断因素的改革任务。  

我们也意识到供给管理带有一些特殊的复杂性和难度，它带有不确定性，处理不好，也可能会带来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但是中国总体来说，必须面对从胡焕庸线下的基本国情，要以非常之策破解非常之局。我们认为在全面改革的部署之下，抓住创新，密切联系实际，以供给角度新的认识，有理论的引领，我们是有可能应对好中国“三重叠加”式能源、环境挑战，来推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升级版之后一步步接近伟大民族振兴、中国梦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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