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分析]2016年中国经济分析：供给侧改革与宏观调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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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复苏依旧难言乐观，分化加剧成为趋势。

　　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仍很严峻，经济增长或将进入一个平稳或小幅下滑的增长轨道。其中，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消化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等四方面内容是困扰经济上涨的重要因素。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在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管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但是短期内必将出现关停并转的剧烈阵痛，经济增长可能会进一步下探。

　　根据麦肯锡估计，由于房地产和影子银行的驱动，自2007年至2014年中期，中国的债务规模已经由7万亿美元翻了4倍增长至28万亿美元，其债务GDP比率已经超过了美国和德国。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其中将近50%的债务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房地产相关，而且接近一半的资金是由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借出的。不仅如此，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也看似不可维持。

　　报告显示，在经历了2002-2008年由土地升值带动的经济高度繁荣之后，信贷相对于GDP出现了快速的攀升。中国的信贷占GDP的比重高达240%，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么高的比重不仅意味着债务人每年需要有大量的利息支出，更重要的是，经济会变得很脆弱，承担巨大的金融风险。

　　《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本期节选了报告的主要结论，2016年全球以及中国的经济形势，中国经济高债务问题：潜在风险及其应对思路等内容刊发，以飨读者。

　　2015-2016年度中国经济分析报告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调控新思路”为主题开展分析。其目的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创新发展的新转折、新变化加以分析和描述。显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探索新动力和新引擎，又是为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探索新思路和新模式。主要结论如下：

　　基本结论之一：2015年世界经济运行深受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三低一高”问题的困扰，复苏脆弱，增长艰难。2016年的世界经济走势，一个总体判断是，复苏依旧难言乐观，分化加剧成为趋势，而且可能触发新一轮的经济和金融风险。从国际金融来看，随着美国加息靴子的正式落地，全球货币周期开始分化;从世界贸易来看，预计2016年全球贸易仍将维持低速增长，但增速可能会超过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

　　从全球投资来看，鉴于主要经济体增长的不均衡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全球对外投资趋缓态势难言好转，短期仍将维持震荡，受此影响，中国经济预计明年还会继续下探，2015-2016年的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改革的关键时期，外部需求疲弱，内部供需结构不匹配，供给结构和方式不适应需求的快速升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

　　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仍很严峻，经济增长或将进入一个平稳或小幅下滑的增长轨道。其中，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消化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等四方面内容是困扰经济上涨的重要因素。预计2016年和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分别降至6.78%和6.51%。

　　不过，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日渐增多，稳增长政策的溢出效应将逐渐显现，长期增长的基本面较为乐观。2016年稳增长仍旧是主要任务，核心目标是将经济增长方式由靠增加劳动力、资本、土地以及环境承载力的粗放投入切换为依靠改革红利和创新红利，稳步重建新平衡，而非简单沿用传统理论和刺激政策稳增长，确保经济中长期稳步、健康增长。

　　基本结论之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凸显，未来的增长将更加倚重“供给侧”，对货币流动性的监管也被提到新的高度。当今全球经济出现了“怪现象”：一方面发达工业化国家通过“印钞机”刺激经济造成的流动性泛滥，再通过“溢出效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刮起“旋风”;另一方面欧洲和日本等国家的物价还在下滑，通缩的阴影还没有彻底消失。

　　美元利率提升传导到美元汇率上，美元升值周期将导致全球大宗商品出口国外债危机，大宗商品进口国则输入了通缩。目前遇到的问题不是金融衍生品自身问题，而是金融领域的杠杆放大，资金没有流向创新部门的问题，而被“僵尸企业”捆绑和占用了。

　　为此，有限的信贷被占用和替代。2016年初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和香港港币危机等已经初露端倪，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需要短、中和长期的引导。入篮SDR后，人民币汇率波动参照一篮子货币只是过渡的，因为这种方式是被动和滞后的。将来要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周期和通胀周期来决定。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方式要也要汲取他国历史经验，挖掘有中国特色的干预方式来，这需要考验监管者的“艺术”。

　　基本结论之三，产能问题仍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重要变量，一方面，诸多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化解的过程比较缓慢，并且出现了大量“僵尸”企业，严重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我们的部分高需求产能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这既包括高端的中间产品和核心部件，也包括基本的生活用品。

　　可见，我国产能过剩与供给短缺并存的“悖论”本质上是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反映，我国众多企业和产业拥挤在低端的环节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往往在这些环节形成惨烈的价格竞争。低端的锁定又会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延缓着我国产业的技术升级，中国空有巨大的“大国市场”而无从发挥。

　　因此，要改变供需错配的问题，需要实现深层次的结构的调整，同时防范可能的风险。短期内能做的或者说在次序上政策可以选择以下几方面，

　　一是减税增收，主要以结构性减税为主，重点投向国家支持的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及战略新兴产业;通过降成本间接增加企业主体的收入，重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的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物流成本等。

　　二是中央政府适当增加开支，扩大赤字率，注重“调结构”和定向调控，财政重点定向支持教育、社会保障、智能制造等领域，这些方面也是释放供给侧的人力资本潜力、提高资本效率、促进创新的有效举措。

　　三是供给侧改革的指向主要集中在劳动力、资本、土地、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上，因此，供给侧改革最终需要提高这些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要实现上述要素的升级，特别需要在国企改革、简政放权上深入推进。

　　基本结论之四，供给侧政策不是孤立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外，更不会否定货币与财政政策，而是对上述两大政策的补充，管控供需两方面的政策协奏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

　　这五个关键词是破解中国供给侧与需求侧平衡调整的密码，也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制定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政策出发点、着力点。基于经济总量的增减效果，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政策使得现有生产活动总量减少了，看上去把各种“僵尸”企业清理出资源配置体系，是一种减法。

　　“去”本身就是一种损失，这可以从企业倒闭、兼并重组与工人转岗、失业等的负面效应看出来，同时还有企业的利润损失和财政部的税收损失;也可以从产出和就业增长率下降的国家经济能力多少有点削弱的结局看出来。

　　降成本，也是一种减少支出的经济活动，在某些情况下，降成本一下子变为企业解雇工人的借口。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降低成本又归到“补短板”的投资上，持续地提高生产领域技术效率的途径是要对生产设备进行技术更新和改造，就是一种新的有效的投资。为此，“三去一降”是“看跌状态”;而“补短板”则是“看涨状态”，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动态平衡政策的精髓。

　　基本结论之五，2009年以来中国债务负担迅速增加，债务总额与同期GDP的比率从2009年的不足140%，迅速放大到2015年的220%左右。据统计，1996-2014年间各部门的债务规模均呈现递增的趋势，居民部门债务规模增长比例高达11倍，金融机构部门债务规模增长4倍多，政府部门增长近1.5倍，而非金融企业增长约为0.5倍。

　　债务是一把双刃剑，适度举债能够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是，过度举债则会酿成灾难，影响政府为居民提供服务的能力。因此，对于特定的负向冲击，债务水平越高，整个社会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越大，不稳定因素增多。所以，债务最优水平的决定是信贷驱动的繁荣与债务违约引起的泡沫破裂之间的权衡。

　　目前，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势是2008年以来所经历的债务快速累积的结果。要挽回局面，需要尽快改革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同时依赖财政政策来处理债务和降低信贷密度。另外，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稳健的债券市场和多样化的股权融资市场，利用解决当前债务拖累的时机大力推进和发展债券市场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

　　基本观点之六，当前，我国已进入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显增强的重要阶段。异军突起的互联网消费和海外消费，同长期以来低迷的国内消费需求形成鲜明反差，这表明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可能在于消费的供给侧因素，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的“供给不足”，地方财政支出与公共服务供给扭曲，以及对土地要素、金融产品和劳动力供给的各类管制等。

　　除此以外，商品流通领域的高税费成本、垄断与行业壁垒，以及缺乏诚信的消费环境，也都是造成消费需求难以启动的重要原因。为此，启动消费需求、优化内需结构的关键，就在于全面深入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稳定就业，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消费环境，由此共同形成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从经济发展潜力看，以传统消费提质升级、新兴消费蓬勃兴起为主要内容的新消费，及其催生的相关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新投资新供给，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和空间，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实现持续健康高效协调发展。

　　基本观点之七，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牵引力，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作用机制和环节来进行的。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政策环境下，房地产投资将通过总量调整和结构调整等渠道，进而为宏观经济的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首先，在培育具备新常态特征的投资市场的过程中，必须在去库存、维持一定幅度的增长、积极调整结构等方面进行策略调整。

　　其次，要鼓励投资主体积极创新，促使房企各类投资要素得到整合、实现投资价值最大化，对于经济活力的积极释放具备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第三，优化投资结构比总量调整更显重要。房地产市场分化的特征愈加明显，相对应的，投资层面的调整也需要吻合此类分化的特点，更加注重结构调整。通过结构调整，能够为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创造更大的价值。

　　第四，仅仅是投资层面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搭建一个从“稳投资”到“稳增长”的传导机制，把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正能量传导到宏观经济的运行过程中，进而利好经济下行压力的释放，以及稳定或刺激经济增长。

　　第五，从稳投资到稳增长，需要政府积极做协调。房地产产业要发挥宏观经济的内核作用，同时也需要和其他产业保持较好的沟通机制。当然，搭建此类沟通的桥梁，应由相关政府通过政策制定和协调等来实现。

　　基本观点之八，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调整经济结构、释放多余产能、减少能源消费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作为一类新兴的朝阳产业，中国的环保产业将迎来快速发展的良好契机，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将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相关产业。

　　大力推动环保科技进步、提升环保效率、提倡绿色GDP，以期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我国环保产业发展仍存在较多的问题。比如，环保标准化体系还不健全，中央和地方在资源管理上权责还不够明晰，法律制度不够健全，科技实力还有待提升，部分地区政府的生态意识较为淡薄等。

　　过去我国的环保产业投资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从长期看应该丰富环保投资的融资模式和盈利模式。未来应该通过政策激励与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将政府政策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办法，使通过政府、企业、公益团体、风险投资所募集到的资本能够有效地被用于社会急需大型公共环保项目的兴建及新型环保创新产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投资融资与盈利循环模式。

　　此外，还应建立健全与环保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环保产业已经由最初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的单一发展功能，发展成为现今的一个新的潜在经济增长方向，但与之发展地位尚不相匹配的是，我国还没有覆盖全部环保行业的法律体系。因此，应对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补充和完善，从而为同时实现环保产业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

　　基本观点之九，全球化的重点已经从早期的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和投资部门。美国主导的TPP规则无疑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外部压力，加强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竞争效应。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经济体包括中国，需要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寻求立足之地和发展之势，通过进一步推行自贸区等方式与国际主流规则进行呼应和对接。

　　包括在自贸区建设的进程中不断提高开放水平，加快服务业开放步伐，加快实施投资注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推进促进公平贸易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新议题规则制定等。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顺应了全球价值链，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一路”倡议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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